訪人類學黃淑娉系友

浩浩乎田野，蕩蕩乎心性

【黃淑娉：1930年8月生于香港，195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曾任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等職。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93年經國務院學務委員會批準為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也是新中國人類學界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導師。在50年人類學、民族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先生以她的學術追求、學術成就以及對後輩不倦的教誨，為中國人類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采訪前打電話約黃教授，是黃昏，圖書館的天井裡，坐在一棵大樹突起的粗大的根上。此情此景映襯我心，懷揣無比虔敬，想像這耄耋老者厚重的聲音，一如古樹之滄桑。然而電話一頭傳來活潑的女音和爽朗的笑，自言正是黃教授。我不禁問教授：“您真的八十歲了嗎？還是六十？”教授笑答：“喲，八十啦，要是還六十可就好喽。”我心想，見面必先詢問其養生長壽之道。然而見面才知教授體弱多病，堅強的不是身體，是心性。

苦也田野 ，甜也田野

【一個女人類學家的堅強】

見面後黃教授親切地聽了我們的自我介紹，并建議我們座談，各抒己見：“因為我已經退休了好些年。我04年退休，現在有6年多了。因為已經退休好幾年，對情況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就帶着你提出的那兩個問題，我先說一下。然後在說的過程中你們再提出一些問題。我稍微做了一點記錄。”其實那記錄相當認真的。文章主體由藍色圓珠筆寫，部分有用黑筆改動，整整齊齊毫不含糊。具體内容因為我坐太遠所以沒看清，不過應該就是講稿。标題倒是看到了：“2011年4月5日下午三點，接受一年級同學采訪”。

教授首先為我們講述了她五十多年的田野調查工作，“學校還沒進行畢業典禮，（學校）就讓我們出發了。從那次出發開始，後來一直是不斷的出發。去了一個地方幾個月，調查完了回來整理資料，好了又出發了，幾個月就出發一次，沒個完。就這樣連續了四年，很長的時間呢，我都有機會在各個民族地區去做這個民族識别工作。”

就是這不斷的“出發”後，她的足迹遍及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湖南各省，北方民族有蒙古族、鄂溫克；南方的壯、傣、侗、黎、苗、瑤、畲，彜族、納西——納西主要是摩梭人，拉祜、哈尼、基諾、布朗這些族，及海南黎族。

就是這不斷的“出發”中，“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裝備，那時候常常看見我們旁邊，和我們一起走的那些地質隊員，我們就很羨慕他們：人家的裝備多好啊，很現代化啊。我們不是，我們什麼也沒有：就穿一身制服。必須要有雨衣，那雨衣還是解放軍淘汰下來的。有了雨衣，上面有一草帽。底下那雙鞋，當時在城市裡那雙鞋已經夠土的了：是布底，北方的那種布底鞋。再加上一雙解放軍的那種草綠色的膠鞋。背着一個也是解放軍的那種背包，這樣就出發了。剛開始的時候啊要自己帶被子。後來當地的老百姓的生活轉好。人家生活好轉了，你到人家家裡，你才可以住下，人家才可以給你被子蓋。早先呢不是這樣的，早先一切都要自己準備。”

 當我們問道：“一個女的做人類學，會遇到什麼困難?”黃教授的一番話讓一行人感動至深：“當然就很多困難了。特别是一個人在山上的時候，上廁所你都上不了，甭說别的。我那時候就買一件雨衣，就因為隻有我一個（女）人，沒有别人，那我上廁所怎麼辦？人家都是随便上的。那我怎麼着呢我就拿件雨衣，蹲在地上，去完了我就起來了。我歲數還不大的時候，那還有月經，那就很困難，那東西擱哪兒呀？總之是很難啊。我們身體本身就不如男同學、男同志強壯，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難。我記得是這樣：我每次出去工作幾個月回來，我都在身體上要付出代價。我家裡就一個孩子，我兒子，沒有人管他。回來的時候别人告訴我說，啊你的兒子經常都不吃飯——因為他爸爸在北京的時候，在城裡頭那工廠裡（工作），遠着呢，就說你那小孩經常都沒有飯吃。他不像女孩還會做飯。（他）不會（做飯）。我們本身呢也是這樣。我年輕的時候得了肺結核，而且那個空洞就在這兒（手指胸口處），也不能做手術。後來好不容易恢複了，我又得了癌症了。得癌症的時候，我在這兒當系主任，當了好幾年了。當到第五年的時候得了癌症。那也沒辦法。但是我還有教學任務，我不能說是我的得癌症我就回家去了。我還繼續要上課。那時候是周大鳴老師、何國強老師在念博士的時候，我隻好把他們請到我家裡頭去。我也耽誤他們了。我常常為這樣一點覺得很内疚。本來我應該上什麼什麼課，都是沒有能夠盡到力啊，一直覺得很内疚了。所幸着呢，還一直活着，也很奇怪啊。哎呀，跟我同時得癌症的學校的幾個女老師，都不在了，就我還活着，還活到現在，還打算繼續活下去。”說到這兒，教授又爽朗地笑起來。

【一個講故事的老人】

在回憶起印象深刻的田野調查時，黃教授想說的太多，因為她經曆的太多，哪怕忘了大半，剩下的，還是那麼多，那麼動人。

她說“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雲南的西雙版納調查……從1975年開始，我多次在西雙版納進行調查。後來1997年再去，以後就沒有機會再去了。我潑水節參加了三次，都是正好碰上。各個民族都有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們的特色，很難說你拿這民族的特點跟那個民族（的特點）相比……不過西雙版納好多民族的文化，傣族，基諾啊，布朗啊這些民族的這些文化——那是一片讓人着迷的土地，真正讓人着迷的土地。如果你在那兒呆着，特别是到村子裡頭住着，要跟農民在一起，真是覺得那一塊土地是令人着迷的土地。和當地的幹部建立了很好的友誼，讓我永遠懷念。

“拿畲族來說，我53年在福建、浙江做過調查，55年又在廣東做了調查。95年我還回到那個村子，還看到村子以前的那些人。就是一老太太——當然我比她還老（笑），她就說：“你來了！那時候，幾十年前你們來，我們沒有東西給你們吃。我給你煮白薯了，你還連皮都不剝就吃了。”因為她不可能認得我的樣子，但她記得那一次，有些人來到這個地方調查。”

田野之外 别有天地

【命運與擔當】

說到她的求學與工作，作為今天即将奔波慌亂于考研、考公務員、出國，賺錢種種的我們，看到一種于國家于時代無悔的擔當。她說：“（我們那個時代）不像現在，很多同學有很好的機會，念完本科，還有碩士、博士、博士後什麼的。我那時候什麼也沒有。我就是本科學曆。這樣呢就到了工作崗位上工作了52年……我那個年齡，生活在那個年代，我的命運就是這樣了。這樣呢，我自己覺得，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沒有什麼自主的機會啊。幾十年之後，回頭一看，我沒有什麼自主的機會，說你自己有個什麼理想計劃，這樣就幹了半個多世紀，就這樣走過來。”

【康樂緣】

 黃教授自1987年調入中山大學，便成為繼梁钊韬之後發展中大人類學的重要人物。她以躬身實踐的學識和魄力，完成了“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和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兩個重點課題。她一再對我們強調：“一個學科（如果）沒有理論，那麼怎麼（能）叫一個學科？你的理論是指導着學科的發展的。”

  黃教授還做了一個廣東世仆制研究。她告訴我們：“世仆就是世世代代當奴仆。還不是一般奴仆，是家族奴，宗族奴，是奴隸。也就是說，在珠江三角洲，有一些人，（他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為奴這樣一種制度。解放前，規定就這樣，你是這裡頭（的）人，那麼你的子孫世代為奴。它怎麼就是存在在珠江三角洲呢？曆史上（幾乎）沒有記載，很少，零零星星的有那麼一點兒記載。正史是沒有（世仆的）族譜的，專門的書籍也沒有。族譜裡頭，人家也不願意記載家奴的事情，總之是隻有零星的記載。那怎麼辦？你要研究這個問題，就必須用人類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你必須去做調查。因為它的中心地點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西部一點兒，在四邑，就是台山、新會、恩平、開平——因為那也是我的家鄉。小時候，日本人來了，我們就逃難逃回家裡頭。在村子裡頭啊，我們看見（這些人）就很奇怪，怎麼會有人是這樣的？他們的生活啊，就沒法提。我就覺得很奇怪。後來學了人類學，我就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天回到廣東來，研究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但我在北方呢，沒有這樣一方面的課題，我也來不了。這回正好，來到了中大。”

這是何等一種至善至誠的人文關懷啊，黃教授對于世仆的這種關切與體貼，不正是任何一個人類學研究者的應有之義嗎？

采訪最後，黃教授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我自己覺得呢就是說，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要堅強，要樂觀，要為自己的目标堅持。一個女性，你要在本門的學科——像人類學這樣的學科，能做出一些成績，是不容易的。本來這個學科就不容易，再加上女同志所碰到的家庭啊，各種各樣（的問題），連自己還得病，那就不好辦。所以我認為呢，就是自己要有目标。我二十多歲得病的時候，在醫院住了很久。我自己都想到，我會好的，那好了我怎麼辦？我耽誤了很多時間，但是我認為我還是要堅決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我還要去做田野調查。你要做人類學研究，不做田野調查怎麼能行呢？盡管我現在有病，但将來我會好的。（說到這裡語速略快）那好了我還要去做田野調查，要在掌握很多具體的資料的基礎上來從事人類學的理論研究。那是我得了肺病以後自己的一個想法。以後呢，剛才不是說嗎，各種各樣的運動，一會兒就叫你做這個，一會兒又叫你做那個，但是我自己始終都要按照原來的制定的目标，要勇往直前。這樣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回頭看呢，雖然我們生不逢時，一會兒就叫你做這個，一會兒又叫你做那個。但由于自己有這樣一個目标啊，我回頭一看，我還是走着這樣一條道路。如果你覺得有些雜事這麼一來，你就亂了套，就不可能達到自己原來的這個目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工作，無論是像我這樣對待自己的身體，那都要很樂觀地，堅強地。”

我又仿佛看到一顆挺立的樹，埋根之深，藏于沃土，于中華大地融為一體；深情于藍天，關懷人文，關懷各個民族，關懷每個學生。體貼生命，豁達開朗讓我們看到純然至善；體貼真知，讓初涉學術的我們感受到對于這個專業的溫情與敬意。

于浩浩之人類學的田野上，這位傑出的女性坦蕩蕩之心性、修為教會我們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