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79級考古學彭全民系友

   我們小組的系友尋訪活動并不是一開始就順利的。第一位安排給我們的系友由于工作較忙，不能接受我們的訪問；找到的第二位系友，雖然特别熱情，但同樣無奈于繁忙的工作而推掉了這次采訪。采訪對象遲遲得不到落實，心懸、失望。我們小組當初決定訪問那些從事文化事業的系友，如在大學教書、博物館等地工作，那将會是最好的。當找到第三位系友時，可謂時來運轉，若用我們同學之間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人品大爆發”了。

    這位系友叫做彭全民，現在在深圳考古鑒定所工作。我自己是十分喜歡考古學的，當看到彭叔叔手捧出土文物微笑回眸的照片時，心裡便充滿了想與他交流取經的沖動。白襯衫、大胡子，清揚、灑脫，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不修邊幅”。彭叔叔很爽快的答應了我們的訪問要求，他的熱情更是讓我們又喜又驚——原來，他是當年79級考古班的班長，人類學系學生會的主席，當年的他就有着極強的号召力，畢業多年後，同學之間的每年一小聚、十年二十年一大聚也幾乎都是由他來發起。因此，即使光陰流去二十多年，他仍在當年同學中有着極高的威望。所以，彭叔叔不僅自己答應了我們，還主動幫我們聯系了另外兩位系友，都是他的同班同學。這就是我們最意外的收獲。一位，是現任深圳寶安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副會長的程建；另一位，是香港樹仁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李秀國。

    彭叔叔是廣東揭西人，說話時，略微的口音配上他細細的、柔柔的但又有獨特滄桑感的聲音，讓我覺得格外親切。采訪之前我們查過資料，訪問過彭全民叔叔的人說道他不太健談，但如果談到他最愛的考古，叔叔就會慢慢滔滔不絕起來。不太健談一點讓我們有些猶疑，但事實證明我們沒有必要擔憂。即使不說話，彭叔叔也一直面帶着微笑，認真的聆聽。

    彭叔叔是個“深圳通”，準确一點說，應該是“深圳曆史通”。在彭叔叔看來，深圳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深圳很有曆史，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文化，現在人認為深圳沒有文化實際上是想把深圳的現在跟過去隔離。為了提高深圳城市的知名度，更好地保護曆史文化遺産，他幾十年來一直積極參加和組織市内的文物普查、考古發掘、文物鑒定、古建修繕、省市區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申報等工作，收集了豐富的曆史考古資料，對深圳的地方史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有關深圳的地方志幾乎都已吃透，附近的古墓主持發掘的有上百座。另外，族譜研究也是彭叔叔的興趣。他認為，“小族譜凝聚着大曆史”。這也讓我看到了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又一個結合點。彭叔叔把他編纂的《萬豐村潘氏家族譜》送給了我們。我偷偷的看了看書後的定價，心下一驚，這麼貴啊......但我也立即明白，這份禮物的價值，絕對不是金錢能夠衡量的。

提到文物保護，彭全民叔叔認為這是件大好事，也很有必要。就像一個人，不能一個勁地往前跑，隔一段時間總要停下來回頭看一看。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以往的曆史可以為我們更增光彩。談及自己保護過的文物，謙遜的他，也露出了驕傲的神采。我贊賞這樣的自豪，無須掩飾，這甚至可以說是豐功偉績，是一個文化人一輩子的财富。

這也是我自己喜歡曆史文化的原因。看着彭叔叔就知道，徜徉在曆史與文化中的人，沉靜，深厚。生活應該慢一點。

    訪談中，另一位系友，程建叔叔，就健談多了。他是成都人，也難怪，成都人飯後不都要“擺一擺龍門陣”嗎？同樣來自西南的我，程叔叔的口音聽起來是那樣熟悉，至少在地域上，我與這些文化的先驅者，拉近了一點距離。程叔叔饒有興趣的憶叙着過往，我們津津有味的聽，試着想象當年他們在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活動的身影。他愛笑，眼睛神采奕奕，一點也不同于那些或悲戚、或憤懑的文人。這讓人堅信，曆史、考古、人類學帶給他的是快樂。我也堅信，我順着這條路走下去，也會是快樂的。

    用“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這句老話來形容程叔叔再合适不過，沒有比這更合适的話語了。席間，叔叔對我們說的最多的話就是要多讀書。他用他自己為例，告訴我們成績不一定要最好，教科書不一定要看完，但是那些文學的、曆史的、哲學的大著小作一定要讀，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那時候的圖書館還沒有現在的電子刷卡系統，叔叔的讀書卡，已經換了一張又一張，他的讀書記錄，遠遠超過許多同學。至于怎麼讀，程叔叔說，“一定要學會看目錄，書的分類是有道理的，按分類來，圖書館學也是一門學問。書要讀專，讀的時候要記筆記”。和叔叔比起來，我們現在讀書的态度、讀書的内容、讀書的方法，是不是有些自慚形穢呢？

    彭叔叔說，“程建啊，他走路特别的快”。走的快是因為走的多。再次回憶當年，程叔叔說每逢周末，他從不帶在學校，就出去“走”廣州。沿江而行，搭船渡江，北京路、中山路，繞了一圈之後再搭船而回。而現在的我們，有多少人還會有這樣的閑心和決心，從江南的中大，徒步到廣州的市中心呢？邊走邊看，尋古迹，訪民情，人類學本來也就是走出來的。年輕的我們，不缺體力。行過萬裡路，也就寫出了萬卷書。20世紀初，程建叔叔從江蘇鎮江南行深圳，從此駐足在深圳寶安區的沙井鎮，創造了個人研究的一個新高度。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在鄉間，文化人最大的責任是保住這個根，所以他更願意選擇一個小鎮為切入口。他甚至比沙井人還了解沙井，他的腳步走遍了沙井的每一條窄巷，發掘着這裡獨特的生蚝文化。《沙井記憶》、《千年傳奇沙井蚝》是程叔叔送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倍感珍惜。能得到老師們的著作，便是得到了他們的思想，是最珍貴的禮物。

    最後與我們見面的，是李秀國叔叔。由于身在香港，之前的兩次訪談叔叔一直沒有露面，隻是不斷的與彭叔叔通着電話，商量着來深圳的時間。從電話我們就能感覺到，李叔叔一定也是工作繁忙的，即使這樣也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這位尚未露面的“神秘嘉賓”，已經讓我們十分感動。我們是在深圳博物館見到李叔叔的，李叔叔一來，便帶着我們進了博物館的貴賓會客廳。這個平時都不對外開放的“重地”，竟然讓我們這些“小毛孩”進去了，這可是貴賓級的待遇，我們怎能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何況自從腳落深圳，這種感覺就已經伴随着我們了。

    李叔叔來自廣西，到廣東讀書，然後在香港教書。足迹一路向着祖國最前沿走去。而他的研究，也不同于前面兩位叔叔。他着眼的，是傳統與現代交融與沖突，是傳統的升華、轉型和現代對傳統的包容或破壞。由于李叔叔在香港教書，我們也了解了内地與香港教育的差别。李叔叔說，香港的學生用的是英文課本，香港學生的閱讀量可能比内地的學生更大，他們上完每節課都要做一個研究計劃，要查閱很多的資料，他們通過課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地方來進行閱讀。而且香港那邊上課的互動要更多，更加自由，香港對人類學的研究更深，更專業，專門化。 中大的學生要借鑒的是增加閱讀量，提高自學能力，一定要自主學習，要主動的學習。中大人類學系應該走在學術前沿，要多關注博物館專業和文物保護事業，現在中大在這方面的重視不夠多，人才不足，沒有在學術界占領重要地位。李叔叔的話我們謹記在心，走在學術前沿，不僅要靠老師們如何如何改進授課，更離不開我們學生自己的探求與學習。

    叔叔們不僅熱情的歡迎我們，更會細心的關懷我們。還在電話聯系時，彭叔叔就擔心我們在廣州，他在深圳，地域的跨越會讓我們不便。小小的地域之隔豈能阻擋我們尋訪大師的誠心。能不能稱呼叔叔們為大師，這我沒有征求過他們的意見，相信謙遜的他們，一定不會同意。但我仍想這樣稱呼，哪怕隻在心裡。而當我們到了深圳，叔叔們更是安排好了我們的食宿，我覺得，稱得上是盛情款待了。後生被長輩如此款待，真是莫大的榮幸，本實屬不應該。而我能想出的最好的回報方式，也隻有盡最大的努力把這次尋訪圓滿的做好，把三位叔叔的思想帶回中大，分享給每一位他們的師弟師妹，讓他們緻學的精神在人類學系流傳。

    他們的關懷，不僅是對我們——他們的小師妹的，我想，更是源于對人類學、考古學未來的關切。他們的生存狀态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否不辜負系友的殷切期望，為這個學科的未來做出點什麼，我不敢妄語，但是，我會努力的往前走。

（作者：朱柔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