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86級人類學郭凡系友
郭凡,廣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江西人,本科(1976-1982)就讀于武漢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在江西大學曆史系教書(1982-1986),1986年進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讀研,專業是文化人類學民族與考古方向。現任職廣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政協廣州市委員會委員。我們的訪談是在他的辦公室中完成的,整個過程非常輕松愉快,作為老師輩的他一點沒有架子,甚至我們開玩笑直接稱呼他是“江西老表”,談及的話題像拉家常一般,輕松不沉重。
恰同學少年——簡單生活、認真學習
訪談其實是很輕松的朋友交流,所以趣事當然少不了。既然說到了當年,我們就按捺不住地想“八一八”。問及當年在中大的食宿等生活狀況,郭老師說的最多的就是“簡單”兩個字。基本上唯一餐飲來源就是食堂。當年的飯堂菜式也比較少:一份叉燒一份青菜,估計大概是兩三塊錢一餐,或者一兩塊錢,時間久遠,他也記不太清楚了。那時候生活也是很簡樸的,每個月的助學金也就幾十塊錢,因為參加了工作,就多一些,但同時生活費用也比較高——除了飯錢和零用,每個月也要省錢下來買書。郭老師挺驚歎于現在學生每個月1000多塊錢的消費。如果經濟允許的話,偶爾幾個同學一起會去康樂餐廳(西區招待所的前身)點一碟水餃,一碟白切雞,一碟青菜改善一下夥食。那時候研究生會組織一點對外可能有收入活動,比如在研究生樓下面
搞一個小商店,或是舉辦一些研究生勤工儉學的活動,以此幫助一下有困難的同學。他告訴我們:“我們經常開個會碰個頭。完了之後研究生會的主席就說‘我們出去加個餐,吃個夜宵!’那是我們最開心的事。夜宵在當時的東門外,後來現在的南門也有,就在新港西路上。當時兩邊都是大排檔,用小桌子擺在人行道上,一般傍晚以後擺出來,我們就在那裡由研究生主席請客,大概六七八個人,點尖椒牛肉、炒牛河,或者是炒田螺。有夜宵吃,我們就覺得很高興了。講這個是想說當時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生活都是比較儉樸的,沒有更多的生活費開支。”
提及當年在中大的學習情況,郭老師認為他在中大幾年的學習還是很認真的。那時候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在南校區,學生也沒有現在這麼多,大家也會經常去圖書館學習。和我們現在不同,在圖書館不需要占位置,可是也沒有現在那麼多可利用的資源(例如網上的共享資料)。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知識,那時隻有到圖書館借書看,所以基本上除了上課看書,去圖書館借書看就占據了學習生活中的主要的時間。除了看書就是結合所學的内容擴展學習,由于是研究生,學業和本科生相比會有所不同,每一門課都有作業,專業課交論文,基礎課則是考試。郭老師覺得這種學習形式影響比較大,因為他後來發表的幾篇論文都是當時的課程論文。那時人類學方面的中文資料還不是很多,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學習外語是為了自己的專業學習,很認真地去閱讀英語原著專業書,發現某些著作很有意思,就約上幾個同學把它翻譯出來,後來也出版了幾本。在人類學系,郭老師翻譯了有兩本書,其中一本叫《文化與交流》,埃德蒙·裡奇的小冊子,是當時他們學習用的,八萬多字。他們邊學英語邊找資料邊把它翻譯出來,隻是聯系出版比較難,幸而多年以後終于出版。還有一本書叫做《生态人類學》。這本書是他寫碩士論文時需要的,是一本從生态學角度考察人類文化發展變遷的過程的著作,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郭老師就幹脆把它翻譯了出來。郭老師告訴我們:“翻譯的過程就是學習專業的過程,這對你自己的專業、寫論文有幫助。同時也有個副産品——譯著。所以學習還是要有一定的深度。當然你們本科主要以基礎知識為主,研究的任務少一些。也有一些學生時間、精力比較多,不妨研究和學習結合起來做。”
對郭老師而言,在中大讀書最難忘的事情,是畢業時騎自行車去西北考察——郭老師說這是他到現在也不能忘懷,也是他最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那是剛成立的中山大學研究生院組織的活動,由幾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共同參加,從廣州出發坐火車到西安然後騎自行車去西北各地進行考察,最遠到了南疆一帶。作為一個人類學學生,他就邊做考察邊旅行,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讓他獲益良多。郭老師給我們看了那次活動的一些照片——有出發前的留念、有秦嶺上插着小紅旗的單車和他、有邊界上的軍人和燈塔、也有收獲中的麥田和上面三三兩兩的人群……雖然我們無法親身地體會當年他的那種經曆,但看到他在講述這些“往事”時臉上挂着的笑容和眼裡閃爍的光,我們知道那對于他而言是如何地意義重大。照片上站着的那個意氣風發的高個子青年,對比現在郭老師似乎多了一種歲月磨砺出來的成熟與沉靜。
“恰同學少年”的那份感動和記憶是時光無法抹去的,在此,我們也希望郭老師心裡面能永遠年輕。
“我的驕傲”——來自人類學、來自中大
作為人類學的學生,我們有着“人類學家的自豪感”,郭老師當然也有。他認為,人類學或者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學科的知識是很有用的。人類學會讓人在了解它的過程
中不知不覺地愛上它——“鑽進去有興趣,加強對社會對文化對人生的觀察”。人類學很有現實意義,學習人類學會讓你掌握到不同領域很多方面的知識。也許畢業後不一定留在系裡做人類學研究,但人類學的方法和理論也可能參加其他社會工作有一定的幫助。雖然人類學不是跟錢打交道,但它确實能夠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和文化的知識結構。郭老師對我們說:“你們要好好學,對今後有相當的好處。在大學裡的學習,尤其本科,我認為還是基礎素質的教育。就是應該說是有很重要的影響,但它不一定是直接的影響。我畢業之後到社會學研究所——社科院去做研究了,這個知識不是直接用于我以後的研究上,但是我很自然地進入社會學研究的領域了,也沒有覺得我完全不能勝任。因為它的方法、思維、基本的研究素質我是具備的。包括我後來從研究轉到現在以行政為主,那麼我的工作對象主要是知識界,大學老師,科研工作者。我有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曆史學的知識背景。我不是專家,但是我涉獵比較廣。我跟人家去聊天,去理解不同的學科,多少有些共同語言,不會完全陌生,跟各個學科的人打交道,我發現也有自己的優勢。”
郭老師還說,在中山大學學習,自然而然會産生一種自豪感和自重感,特别是人類學系的師承關系值得我們所有人感到自豪。雖然在人類學在中國不是很被重視,但中山大學人類學在中國的地位、在國外人類學者的眼中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談人類學必然不能撇開中大人類學”。郭老師原來在武漢大學學的是比較傳統的中國考古學,到了中大,他的感覺就是煥然一新。“中大教學思路很開闊,不是純技術性的學科,很注重理論修養。同時人類學系的外文資料很多,講課也有很多國外的人類學概念學習。中大研究生的選題比較廣泛,與内陸學校比較可以看出我們很廣泛新穎,整體學術上很懂得創新。這一點是我們中大人類學,無論是考古學還是民族學,都是很好的,具有區别于其他高校考古學或者民族學的獨特性傳統。”工作以後,郭老師仍然對人類學等學科保持着極大的熱忱和關注,也會參與一些學術研究和寫作工作。他的孩子,也在我們中大的人類學系讀書——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郭老師對人類學、對中大的熱愛。最後,郭老師談到現在的工作和學術管理的問題時,也表達他精辟的見解,做學問一定會有借鑒别人的地方,而漢字的組合規律有時候也會把“借鑒”與“抄
襲”這兩個詞置于一個極其微妙的關系之中。但一定要堅持的是良好的學術規範,這樣“造假”問題也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強調“規矩”比“打假”更重要。
無論是照片上那個戴着眼鏡、高高瘦瘦的“郭師兄”,還是坐在我們面前侃侃而談的“郭主席”,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
的最多的是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自信、親切和博學的氣質。或許正是因為他來自中大、來自人類學,這種熟悉的感覺讓我們也更深信人類學的魅力和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的幸福感。
(作者:鄒逸傑;整理:鄒逸傑、周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