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钊韬：他的經曆本身堪稱一部人類民族志

       1986年，美國傳記協會主編的《世界名人錄》中評價梁钊韬“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1994年，美國學者顧定國在他的《中國人類學逸史》一書中以梁钊韬的生平為線索描述了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
       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選擇梁钊韬作為中國人類學的焦點人物之一？作為新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系——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首任系主任，後來主持複辦人類學系當屬梁钊韬裡程碑式的成就。然而，在顧定國看來，選擇梁钊韬更重要的理由是，“梁先生的一生是與他所倡導的學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
       作為西方社會科學的“舶來品”，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可謂幾經沉浮。從最初“西學東漸”的熱潮，到解放後“文化人類學”成為不可說的禁區，許多有天分的人類學者就此隕落，再到人類學系複辦後的複興……時代與人類學這個學科的命運緊緊交纏在一起，而在人類學發展每個關鍵節點上，梁钊韬都是親曆者和積極的參與者。
       “梁钊韬不得不竭盡全力與影響他的研究領域及工作的中國曆史對抗。”對于這位中國學者的學術之路，顧定國這樣寫道。志慮忠純者方能“成一家之言”，在人類學“被打倒”的漫長歲月裡，梁钊韬依然選擇了堅守，這或許是他留給後世學者們的最大精神财富。

        一場為人類學正名的辯論

        “我勸你們别去搞什麼民族學，危險！解放後，誰搞出名堂來了，不是一個個都倒黴了嗎？”
       1981年4月，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複辦，被撤銷29年後，“人類學”這個名字終于得以再次出現在社會科學的大家族中。同年，梁钊韬成為被國家第一批授予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的教授之一。作為新中國首個複辦的人類學系系主任，梁钊韬的名字注定将會永遠銘刻在中國人類學的曆史上。
       作為西方的“舶來品”，人類學傳入中國并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屬于社會文化人類學在1958年之後更是被認為是“資産階級”的東西，人類學系相繼撤銷，“文化人類學”一詞被禁用，甚至被視為不可觸碰的禁區，不少人類學專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這種情況一緻持續到“文革”之後，“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初還有人對我講，人類學是殖民主義者的工具，達爾文是資産階級學者，不值得學習，等等。”梁钊韬招收的一個博士研究生格勒在描述“文化人類學”被禁的歲月時回憶道。
       美國學者顧定國在他的《中國人類學逸史》中描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1986年6月26日，梁钊韬的70大壽在中大的餐廳裡舉行，中大的前任校長、黨委副書記和其他一些領導向他敬酒，對他在人類學這個時常遭受到攻擊的領域内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或許這個夜晚的意義不在于語言，而在于這個慶祝活動本身。僅僅在十年前，他們的前任沒有一個人會在公開場合和梁打招呼。”結尾，顧定國略帶調侃地說。
       在與梁钊韬相識多年的顧定國看來，梁钊韬“是帶着一個經過曆史考驗的人的自信着手他的重建計劃的”，這個說法得到了梁钊韬的學生楊鶴書的證實。雖然時隔多年，但他對于1978年那次大辯論記憶猶新：“1978年冬，梁師與我和陳啟新帶着準備好的編寫民族學提綱，上京斟求意見。從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個月時間，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學者開了幾次座談會。幾十位專家聽說我們要搞民族學，都心有餘悸。老的還好點，中青年則更怕：有的說：‘我們不管什麼民族學不民族學，我們就搞我們現在的東西。’（指其東北、内蒙、西藏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對我們說：‘我勸你們别去搞什麼民族學，危險！解放後，誰搞出名堂來了，不是一個個都倒黴了嗎？’”楊鶴書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那段時間，梁钊韬解釋得最多的，就是民族學不是資産階級的專利，要為民族學和人類學“正名”。在與教育部主管領導的一次會面中，梁钊韬激動地說：“在别的國家都有這一學科，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我們必須研究我們衆多的資料——如果我們不研究，誰來研究呢？我們絕不能把這一學科讓給外國人！”

        一部被稱為“破天荒”的教材

        《中國民族學概論》首次堂堂正正地亮出“民族學”的招牌，并在香港、日本發行，有人類學專家稱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在那個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中，梁钊韬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吃到螃蟹的人”，不僅是因為他的勇敢，也因為他具有廣東人特有的務實和精明。楊鶴書說，早在1977年，梁钊韬已經有了恢複民族學的想法，而要實現這一夢想，除了當“說客”，還要有計劃地引入師資、編寫教材，為複辦人類學系做好一切準備。
       在梁钊韬的設想中，複辦後的人類學系拟成立兩個專業：民族學專業和考古學專業。而擺在他面前的首要問題便是：兩個專業都需要通論教材，但中斷已久的民族學沒有任何國内外的教材可供參考。于是，在梁钊韬的倡導下，楊鶴書和陳啟新從無到有地開始編寫《民族學概論》的初稿。
       今年已經75歲的陳啟新還記得，1977年7月17日，他接到梁钊韬先生來函，征求他的意見是否願意回母校工作。為加快他的調動步伐，梁钊韬先生不但給他寫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學校和廣東省領導寫了報告。幾經周折，陳啟新于翌年秋調回中大曆史系。
       窩在中大簡陋的宿舍裡，陳啟新與楊鶴書僅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了20多萬字的《概論》初稿。1979年秋，給考古專業77級本科生和文化人類學碩士生試講，學生反應很好。從而堅定了梁先生複辦人類學系的信心。1980年，在貴陽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民族學學術讨論會上，這本講義首次在全國亮相，立刻在整個民族學界引起轟動，會後，許多民族院校紛紛來函索贈教材，雲南民族學院還拟派教師來進修。
       這本後來被編訂成《中國民族學概論》的講義所引發的“地震”，早已超過了兩個編者的想象。《中國民族學概論》不僅在國内出版，而且在香港、日本等地發行，成為中國第一部堂堂正正亮起民族學招牌的教材，有人類學者稱其為“破天荒的一件大事”。随着這一禁區被打破，民族學研究也迎來了一股新的熱潮，各種民族學著作，如楊堃的《民族學通論》，李紹明的《民族學》，和其他院校公開或内部出版的民族學專著相繼出版。
       對于中大人類學系來說，這部教材更是“穩住陣腳”的一仗。在寫給楊鶴書的信中，梁钊韬滿懷深情地寫道：“1979年，您們開始寫這本講義，首先恢複這門課程，引起了校内外的重視，因而才能成立民族學專業，1981年批準并成立人類學系。在此期間，我甘做‘開路先鋒’，幾年來，百事需舉，哪能允許我伏案寫書呢？幸得您們埋頭苦幹，終能把這本書出版，穩住了初辦的人類學系的‘陣腳’。可以說，我們在分工中創辦了人類學系。”

        一堂特殊年代的考古課

        在那個特殊年代，他鑽了“開門辦學”的空子，把教學地點搬到了考古工地現場。
        現任深圳博物館館長的楊耀林是1973年中山大學考古系開辦後的第一屆學生，在他的記憶中，1973年并不是一個“安心念書”的年份，“工宣隊”進駐校園，組織“批林批孔批周公”，把不順眼的老師當作“土圍子”攻打，勞動、運動、“開門辦學”成了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
        “梁先生琢磨着大學學制縮短到三年，再這樣折騰下去，開創考古專業招收的第一屆學生不就廢了嗎？于是，他鑽‘開門辦學’的空子，把教學地點搬到了考古工地現場。”
       楊耀林說，他們先後到馬壩石峽、南海西樵山、湖北紅花套、廣西合浦等地進行考古發掘實習，梁钊韬就地講解，在廣西博物館時，梁钊韬講《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聽講的人很多，因此講堂由室内移到室外，除了博物館的全體員工外，還有不少附近機關事業單位的求知者，因為在那個年代，能聽到專題學術報告會實在是件難得的事。
       對于梁钊韬那一輩的人類學家來說，踏踏實實做研究是一種“奢侈”。師從楊成志，抗戰的烽火中，梁钊韬他們隻能邊躲避戰禍邊學習；解放後風華正茂，卻又經曆人類學系撤銷的命運，不能随心所欲地做研究；文革時被關進“牛棚”，走出“牛棚”之時，女兒已經因白血病病死，夫人因為傷心過度視力受損，就連他本人也得了心髒病；在這種情況下，梁钊韬仍然扛起民族學的大旗，複辦人類學系……梁钊韬是中國人類學從奠基、初步繁榮到被打倒和複興的親曆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本身的經曆堪稱一部人類民族志。
       時代的變遷總是讓人唏噓感慨，伴随着中國人類學命途多舛的過程，許多有天分的人類學者被打倒甚至因為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含冤去世，或者被迫選擇了放棄、轉行，但梁钊韬依然選擇了執着而冷靜地堅守。人類學在1952年被取消至1981年恢複這段時間，中山大學的人類學研究其實并沒有中斷。梁钊韬轉到曆史系民族考古教研室，參與了國家少數民族社會曆史的調查，先後在瑤、畲、黎、佤、拉祜、怒、獨龍、傣、景頗、白等少數民族地方做過田野調查和考察，并對馬壩人的體質特征作出最初的鑒定。“這是在特殊年代的選擇，當時人類學中偏重文化觀念解釋的取向受到了批判，所以人類學的學者開始關注考古學，曆史學、民族史的這些問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王建民說。
       但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周大鳴看來，正如他創造性地将課堂搬到考古工地一樣，在這個“特殊年代”的特殊選擇中，梁钊韬在進行考古學調查的同時，引入了民族學、民俗學和體質人類學等學科的角度，因而提出一些有新意的觀點：“文革時期他在北大做講座的時候就把少數民族部落和炎黃部落相比較，把各種各樣的動物看作是圖騰，這些都不是純曆史學，而是傾向于人類學，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類學和曆史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周大鳴認為，對于現在的研究者來說，跨學科研究如果能把民族的、曆史的結合得很好，做考古學研究一定會有成績，這種國學功底、外語能力的培養對現在的學生來講也是一種挑戰。

        ■學人名片

        梁钊韬（1916-1987），廣東順德人，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教育家。經過梁钊韬先生的不懈呼籲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準中山大學恢複了停辦29年之久的人類學系——這也是新中國複辦的首個人類學系，并創建了人類學博物館，為人類學在中國的複蘇和勃興披荊斬棘，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在學科體系上，明确以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等四個部分相結合，呈現出鮮明的學術流派特色。1986年美國傳記協會主編的《世界名人錄》，評價梁钊韬先生“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一頓國慶節“加餐”的午飯

        “我們睡考古工地附近的生産隊倉庫，借宿學校教室，為了不影響上課，晚上打開鋪蓋，天亮卷起來。”
       中國第一代人類學家楊成志教給學生的第一堂課就是：“人類學家是用兩條腿走出來的。”深入異族他鄉，用腳丈量不同文明的尺度，承受着内心的孤獨與寂寞，人類學家注定是孤獨的行者。
        幾乎所有梁钊韬的學生回憶起恩師，最難忘的都是田野調查的經曆。“腳勤、手勤、口勤、眼勤、腦勤，這‘五勤’是先生給我們立下的‘規矩’。”原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教授黃崇嶽說，1963年，梁先生帶他們3位研究生從昆明出發，跨越美麗的瀾滄江和湍急的怒江，深入滇西少數民族進行田野調查。“進入交通不便、條件艱苦的少數民族地區，先生與我們一樣坐運貨的卡車，大多是徒步，爬山涉水，住簡陋的招待所。有時候便叫我與他同住一個房間做伴，躺在床上聊天，從學術到生活‘窮聊’。”黃崇嶽說，當去到雲南西南部中緬邊境西盟佤族自治縣，做佤族原始社會曆史文化殘餘調查時，不僅生活艱苦，而且形勢複雜，有時還會聽到邊境的槍聲，因此西盟縣政府專門配了2位公安戰士保護梁钊韬一行下鄉調查。“我們就住在叢林中鄉公所的木屋裡，有一天半夜，突然發現梁先生不在床上，公安戰士生怕先生黑夜被野獸或壞人襲擊，急忙打着手電筒四處尋找，原來先生外出在樹林裡‘方便’了，大家虛驚一場。”
        梁钊韬始終堅持言傳身教，他在後輩學者中流傳頗廣的一句話是：“不經自己核實的材料不能用，不經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不要寫”，特别對于人類學的研究，他說：“作為人類學家，更要到現實中去尋找第一手資料，自己調查得到的材料，更為可貴。”正是因為如此，他從來不做“甩手掌櫃”，每次田野調查，無論條件多麼艱苦，他都會一起去，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那時，梁钊韬已經快50歲了。
       “外出實習十分艱苦，無論學生老師，無論遠近，無論寒冬酷暑，書籍、考古工具和被蓋辎重随行。我們睡考古工地附近的生産隊倉庫，借宿學校教室，為了不影響同學們上課，晚上打開鋪蓋，天亮卷起來。”楊耀林說，他印象最深的是1974年國慶節的一頓午飯，“那頓是在西北大學學生飯堂吃的，高粱加大米煮的飯，白肉煮白菜，這算是過節的加餐了。那時全國物資供應緊張，缺少肉食油水，一頓半斤糧食填不飽肚子。梁先生體諒我們，以考古專業特殊為由，向學校和糧油部門申請到每月供應36斤大米指标，要比其他專業多出6斤。”

        一次“造假”引發的風波

        “我從未見過溫和的梁師如此惱怒，過了良久，他壓低嗓音說：‘考古是一門科學，不能造假’。”
        在學生們眼中，梁钊韬是一個溫和親切的老師，“很少有老師對學生這麼好，除了學術上願意跟學生毫無保留地交流外，在生活上、精神上、經濟上也會給予支持。”周大鳴說，有個學生要去日本做訪問，梁钊韬自己出錢給他買了個照相機，“上世紀80年代，一個照相機要超出老師工資的好多倍，所以當時我們覺得他都是借錢給學生買的。”
        “我身體不好，容易疲倦，這是衰老的必然現象。但願你們的事業、貢獻遠遠超過我，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安慰！您說我對您像父親一樣關心，師生關系應該永遠如此。望您到西藏後給我寫信，或到什麼地方随便給我寫幾個字給我也好。”這是1985年梁钊韬給自己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格勒寫的信。格勒在成都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先後收到梁钊韬十多封信，大部分是用毛筆寫的，合計四十多頁一萬多字。
        正如無論學術環境如何惡劣，梁钊韬依然選擇堅守一樣，即使在政治動蕩的年代，師生已經變成最危險的關系之一，老師随時可能被學生看作是“告發”或“鬥争”的對象，梁钊韬依然對學生們保持“父親一樣的關心”。黃崇嶽說，上世紀50到70年代初鼓勵學生“革命造反”，師生之間的關系大多是緊張對立的，但梁先生卻一直對學生無微不至。“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副食品全部采用定量的票證供給制，一般教職工也不例外，唯有照顧高級知識分子教授們，發幾張特供票，可到指定的大飯店去飽餐一頓。當時梁先生卻惦記着我們三個研究生，不時請我們去家中吃飯，或用特供票去飯店共享。”黃崇嶽說，1963年去滇南田野調查時，按照出差的規定，學生隻能坐硬座，先生可以坐軟卧，梁钊韬便招呼他們到軟卧車廂輪流休息。
       不過，親切和藹的梁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楊耀林說起一個故事：1974年第二學期，梁钊韬帶研究生去西樵山史前遺址考古調查，有一位同學惡作劇，将一塊燧石模仿敲打出幾件“細石器”，大呼小叫地跑到先生跟前，報告考古發現。梁钊韬接過石塊觀察，神情嚴肅，未等先生開口，該同學心虛坦白造假。“先生當時氣得渾身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從未見過那種難以言狀的惱怒。”楊耀林說，過了良久，梁钊韬克制自己的情緒壓低嗓音說：“你們記住，考古是一門科學，不能造假。”這句刻骨銘心的教誨在楊耀林以及同學們漫長的學習工作中成了座右銘。

       知名人類學者黃淑娉、王建民、周大鳴評價梁钊韬學術貢獻：

       梁钊韬對近30年中國人類學影響深遠


        與曆史學社會學等“顯學”相比，人類學堪稱邊緣，以至于給不甚了解的人最直觀的印象是：人類學家們紮根原始部落，為了解讀圖騰崇拜的意義；或是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隻是為了探尋一種近乎絕迹的儀式……他們孤獨而執着地尋找遠古文明的蛛絲馬迹。
       這樣一個與現世關系并不明顯的學科到底有何意義？對于梁钊韬這一輩的人類學者來說，扪心自問這個問題顯得更加重要。他們是完整親曆人類學中國化過程的一代，既見證了解放前人類學風起雲湧的熱潮，也見證了文化人類學被列為“資産階級科學”而被打倒，在這個大起大落的過程中，許多學者被迫選擇了放棄，甚至退而質疑中國不需要人類學。
       梁钊韬是堅持者，也是實踐者。1981年，他複辦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為人類學在中國的學科地位正名，而且沒有采用當時更為流行的蘇聯模式，而是堅持按照更利于學科發展的美國模式來辦學，使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成為許多外國學者眼中“真正的人類學系”。南方日報記者特别專訪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黃淑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建民，以及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周大鳴，請他們解讀梁钊韬對這30年人類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學術評價

        複辦人類學系奠定了30年人類學的繁榮

        南方日報：複辦人類學系當屬梁钊韬被後世銘記最多的貢獻，這個過程其實也反映了人類學在中國的幾度沉浮。放在中國人類學發展這個大框架下，如何評價梁钊韬複辦人類學系的貢獻？

       黃淑娉：梁钊韬複辦人類學系，不僅因為白手起家、艱苦創業為人們所稱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辦人類學系的指導思想和專業設置及課程結構都自成新的體系和新的特點。梁先生全面分析了國内外人類學的情況，總結了國内解放前後開辦人類學專業的經驗，借鑒了國外一些國家的經驗，并征詢有關專家、學者意見，提出與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四個學科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系的主張。
       誕生在西方的人類學是在20世紀初傳入我國，至40年代末，有了初步發展。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曲折的道路，從受壓抑到複蘇走向振興。經梁钊韬先生的奮力籌劃，中大人類學系在被撤銷了31年後，在1981年複辦起來。後來，廈門大學、雲南大學等相繼重建人類學系。可以說，梁先生對中國人類學學科的重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沒有他的努力，很難有後來這三十年中國人類學研究的繁榮。

       王建民：中山大學是中國人類學發展得比較早的一個地方。早在1927年，中山大學成立了語言曆史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籌辦曆史語言研究所，也設在中山大學，當時由傅斯年任所長，所裡第七組叫“民物學與人類學組”，楊成志作為助理跟着白俄人類學家史祿國到雲南去做民族調查，史祿國因為擔心匪亂放棄了去滇東考察，楊成志獨自一人前往，在那裡做了田野調查，在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人類學研究傳統就在中山大學開展起來，招收碩士研究生。
        抗戰勝利之後，楊成志先生倡導在中山大學創建人類學系，将人類學教育從研究生擴展到本科，1948年就正式建立了人類學系。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由于政治變動的關系，人類學系停辦，人類學這個學科被批評為資産階級學科，因為研究文化涉及到信仰、觀念，而被判定為唯心主義的，在當時受到了批判，人類學專業在全國範圍内被取消。因為當時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背景，人類學隻保留了對生物、古人類、古生物方面的研究，跟考古學相關聯。但是社會文化這一塊兒基本上停滞了。當時也有一些人類學家去從事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當時梁钊韬先生做的重點就是關于考古和少數民族的研究。直到改革開放後，通過撥亂反正，才有了一個環境得以重新發展人類學的研究，重新認識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學術地位及貢獻。梁钊韬先生就是在這時率先複辦人類學系。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第一個人類學系就是在他的倡導下成立起來，這個對于中國人類學科的重建，人類學學科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發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南方日報：除了在創辦人類學系上的貢獻，如何評價梁钊韬先生在自己研究領域的貢獻？

        黃淑娉：梁先生對百越民族研究得很早。他是第一任百越民族史研究會會長。他撰寫的關于百越民族史的文章，對于我國百越民族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關于馬壩人頭骨的發現，曾昭璇先生作了肯定。他認為“最先發現馬壩人的，應該是梁先生”。
        1958年，梁先生對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引起國内外考古學界的矚目。他的這一發現，為西樵山石器時代的研究開辟了道路。梁钊韬先生在考古學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的就是他對馬壩人頭骨化石的鑒定。後來，經過有關部門複查确證為距今十三萬年前的早期人類頭骨化石。這是華南地區最早的發現，也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發現的最重要的人類化石。馬壩人的發現，是梁先生的一大功績，在學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意義，它對我國乃至世界的古人類研究都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為這一發現填補了從猿到新人的中間環節，對了解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過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周大鳴：首先他的一些研究是在特定曆史背景下進行的，比如他對百越民族的研究就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下隻能做原始社會史的研究。這也是當時他主要集中在滇西和原始社會，把現在的少數民族看成原始社會的遺存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百越民族作為原始社會史的一部分，他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會把各種學科的資料融合在一起，就會提出一些觀點，有新意；比如文革時期他在北大做講座的時候就把少數民族部落和炎黃部落相比較，把各種各樣的動物看作是圖騰，這些都不是純曆史學，而是傾向于人類學，所以他的研究是把人類學和曆史學結合來研究早期的中國曆史和原始社會史。
       此外，馬壩人等考古發現也是具有唯一性的。在推動學科發展上還應該看到，雖然當時粱钊韬先生的許多研究沒有能夠發表出來，但是他在學校任教期間曾經為學生編寫過不少教材，這些資料他也傳給了此後的不少老師，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大人類的一些課程都是使用他編寫的教材，而這些材料确實是先進并且照顧到了國内外的資料信息。

        治學理念

        多學科融合是他突出的治學特點

        南方日報：後來的學者将人類學分為南北兩派。作為繼承楊成志南派的代表，梁钊韬跟他的老師相比，兩人的學術傾向和研究方向有什麼異同？如何看待南派和北派的分野？

        黃淑娉：楊成志是中國人類學的先驅。梁钊韬是他的學生。楊先生在解放前做了不少田野調查，尤其是1928年在彜族地區的田野調查，影響非常大。而從後期來看，梁先生做田野調查的深度和廣度可以說超越了他的老師，因此在考古學方面有很多建樹。
        早期的中國人類學的特點，歸結起來，一是表現了理論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二是學者們共同探索人類學中國化。由于研究的主題和理論方法上的不盡相同，新中國建立前的中國人類學研究表現出兩種類型，研究者稱之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南方一些大學的人類學家們為代表，接受了早期進化學派的一些觀點，但更多地受後來的美國曆史學派的影響，并與我國傳統的曆史考據方法相結合；相對來說不大注重理論，而偏向材料的搜集和解釋。“北派”，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為基礎，以吳文藻為首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們為代表。他們講理論、重應用，明确提出人類學中國化的學術思想。
        無論南派還是北派，以及其他人類學者，都在尋求人類學中國化的發展道路。隻是北派注重理論，提出一些比較系統的見解，更強調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南派則注重曆史研究，力圖以人類學的理論方法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史，并給國内各民族以系統的分類。

        王建民：我不是特别同意南北兩派的說法。它是人們飯後閑聊的一種說法，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流派。嚴格的學術理論流派是有許多界定的。可能在學術傾向上，以中山大學楊成志先生這樣一個傳承來說，他們有自己的學術傾向研究上的特點。我認為呢，在20世紀前半期，有三種學術傾向，在那個時候，實際上還沒有形成真正的流派，隻能說有了一些學術發展傾向。一個是中國功能主義學派，一個是中國曆史學派，還有一個是中國文化學派，當然那時學派還沒有真正建立，我說的是形成了這樣三種學術流派的傾向。那麼楊成志和梁钊韬比較偏向于曆史文化這邊。我個人覺得其實談論學派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做出紮紮實實的研究。
       與楊成志先生相比，梁钊韬先生在人類學與考古學、民族學等的融合方面比楊先生要做了更多的實踐。楊成志先生雖然也有提倡，但在付諸實踐上面，還是梁钊韬先生做得更多些。相對來說，楊成志先生的研究主要還是對每個地方的民族學田野研究作為主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梁钊韬先生在對考古學、民族學、曆史學等方面的融合方面的研究作了更多的貢獻。

        南方日報：梁钊韬先生一直強調東西方的融合和跨學科之間的融合，包括将民族學與考古學等學科之間進行融合，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從而對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說明。如何看待他的這一治學主張？

        黃淑娉：梁先生是民族考古學的先導者。他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提出了“民族考古學”的新課題。1983年，他和張壽祺先生合寫的《論民族考古學》中，就認為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必須重視民族考古學，認為過去民族與考古兩門科學各搞各的，或“貌合神離”是不好的，應該合為一門科學。“‘民族考古學’之為‘民族考古學’乃在于科學不斷向前發展過程中，以‘民族學’的方法和資料，跟‘考古學’的方法和資料，與曆史學的文獻，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綜合，對于一些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細緻的說明”，并認為人類學、民族學和考古學都必須重視民族考古學。梁钊韬對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研究，是他對我國考古學的又一大貢獻。他在《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對遺址性質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說：“我們從上世紀50年代起，為了探讨我國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具體内容，用以追索古代百越曆史情況，曾将考古學、民族學、曆史文獻學加以結合作為印證和研究的途徑。後來我們将這種做法名之為‘民族考古’。”學者提出一個觀點是很不容易的，梁先生提出的這個觀點就是通過長期實踐得來的。
       總體來說，梁先生的學問很廣泛。這也跟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是受過多學科的訓練有關。他本科開始就讀的是廈門大學社會學系，受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曆史學家鄭德坤教授和著名的人類學家林惠祥的影響下，使得他在曆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上都是有所涉獵，後來轉讀中山大學曆史系，指導他的老師有人類學家楊成志教授、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教授以及哲學史學家朱謙之等。後來，他進入中大研究生院深造，在導師楊成志教授和羅香林教授的精心指導下，除了繼續攻讀人類學、民族學外，還認真研究原始社會史及宗教學。

       王建民：這個跟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學接受的人類學訓練有關。他在中山大學接受的就是按照人類學的四分支（注：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來訓練的。在他的學術訓練裡，他就掌握了比較好的考古學方法和資料，同時因為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後人類學受到限制，隻能在考古學和民族學等領域做有限的研究，對少數民族的研究也是更多地強調曆史發展，所以，他在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機會去做更好的學術實踐。他原本的學術訓練，加上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實踐，使得他在考古學、民族史、曆史學這些方面就有了更多的體會和認識，可以把人類學和民族學、曆史學等很好地結合。

        學術精神

        人類學家是用兩條腿走出來的

        南方日報：顧定國在《中國人類學逸史》中說“梁先生的一生是與他所倡導的學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經曆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沉浮，像楊成志、梁钊韬這一輩的學者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學術傳統和精神？

        黃淑娉：楊成志先生說：“人類學家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而在科研中，梁先生堅持“不經自己核實的材料不能用，不經自己深思熟慮的觀點不要寫”，他認為“作為人類學家，更要到現實中去尋找第一手資料，自己調查得到的材料，更為可貴。人類學的研究，既要有正确的理論指導，又要有田野的實踐，光有空洞的理論是沒有說服力的。”可以看出，兩位先生都十分重視實踐和調查的作用。
       中大的學術傳統保留得是比較好的。人類學研究一定要去親自調查才能有所發現。有的同學可能對于到偏遠地區做調查有顧慮。我們以前做調查，交通很不方便，就靠兩條腿，或騎馬、上山、下山，有時候下着大雨都要騎馬，人很困倦，跌下馬醒來就發現自己躺在地上。現在各方面條件都已經好很多。

        王建民：人類學是一個非常重視應用的學科，因此紮紮實實、勤勤懇懇地去做田野調查，取得一手資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學術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就必須吃得起苦，必須要花大量時間，集中精力，腳踏實地地做研究。老一輩中國人類學家在這一方面是做出了楷模。
        《中國人類學逸史》實際上是以梁钊韬作為一個焦點，來寫中國的人類學，梁钊韬這本書其實是想通過梁钊韬這個學者的經曆來看整個中國人類學科的一個發展，通過把曆史和個人聯系起來，變得更生動具體。